在最近出版的《唐振堂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10月第一版）一书中收有唐先生1994年所写的一则读书随笔《以史为鉴说〈甲申〉》，是为纪念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发表50周年而作。文中有一句话深获我心：“农民不代表新的生产力，所谓‘农民革命’这相沿成习的称呼，实是对农民过高的估计，称之为农民运动或农民起义较为恰当（郭氏此文就没有农民革命一词的颂扬，他称之为农民运动）。农民起义成功，迟早必变质，殆成规律。”（见该书第3—4页）
在社会历史领域，所谓“革命”即是指推翻旧的落后的社会制度，建立一个新的进步的社会制度，而革命最终根源于新生产力的产生和发展。只是代表新的生产力的社会力量才能担当起社会革命的重任，只有代表新生产力的社会力量所进行的旨在推翻旧社会建立新社会的斗争才称得起“革命”，如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由于传统社会的农民只是旧的农业生产力的代表，不能代表新的生产力，它不可能创造一个比传统封建社会更高级、更进步的社会形态，故而历史上的每一次农民起义成功之后，所建立的依然是一个封建性质的政权，走不出王朝更替的圈子。从陈胜吴广农民起义到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莫不如此。所以上引唐振常先生的话实是确论，“农民革命”一词于理不通。
那么，是否如唐先生在括号中所注，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把李自成领导的明末农民起义称为农民运动，而没有称之为“农民革命”呢？我手头正好有一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8月出版的《历史的启示———重印〈甲申三百年祭〉》，查阅一过，发现郭沫若在该文中有两处将明末农民起义称为“农民革命”。第一处见该书第3页，原文是：“然而甲申年总不失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年。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这一年使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崩溃了，而由于种种错误却不幸换来了清朝的入主，人民的血泪更潸流了260余年。”第二处见该书第18页，原文是：“但李岩终竟被逼上了梁山。有了他的入伙，明末的农民革命运动才走上了正轨。”
值得一提的是，郭沫若不仅在《甲申三百年祭》中称明末农民起义为“农民革命”，在别处也多次以“革命”称之。1945年5月在《十批判书·后记》中，他回忆说：“在这前后（引者注：指郭沫若准备写‘周代的农事诗’的1944年1月下旬前后），我以偶然的机会得以读到清初的禁书《剿闯小史》的古抄本。明末农民革命的史实以莫大的力量引起了我的注意。适逢这一年又是甲申年，是明朝灭亡的300周年纪念。”l947年，他在《历史人物·序》中又说：“《甲申300年祭》是曾经引起过轩然大波的一篇文章。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同情了农民革命的领导者李自成，特别是以仕宦子弟的举人而参加并组织了革命的李岩，这明明是帝王思想与人民思想的斗争，而这斗争我们还没有十分普遍而彻底地展开。”
显然，郭沫若对“革命”内涵的理解与今天的唐先生是不一致的。郭沫若是从阶级对抗的角度理解“革命”，而唐先生理解“革命”却是立足于生产力的发展。这种不一致一方面显示的是个人识见的差异，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时代与时代的距离。
（北京市财贸管理干部学院经济管理系 魏启晋）
